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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票的导入语

| 小编

刘柠

有一类书名气甚大,史上被过多谈论,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,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,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——《藏书票之话》就是这样的书。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,因造价高、印数少,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,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,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“峥嵘”者,也是标价奇昂,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,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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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藏《藏书票之话》日文初版本(文艺市场社1929年8月版)和中文版(魏大海译,七楼书店·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)

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中记述,九十年代初,他首次来京,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:

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。当时我曾和他约定,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《藏书票之话》翻译完成,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,我就为他找人出版。(吴兴文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,三联书店2001年8月初版,267页)

由此可见,至少在三十年前,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。其间种种蹭蹬,秘辛鲜为人知。直到2021年8月,《藏书票之话》终于被迻译成中文,由中图网·七楼书店出品,金城出版社付梓,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,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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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,吴兴文著,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

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,如“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”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”“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”,及“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,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,便是极大的‘与身份不符’”等,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、“鼻祖”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,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,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,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。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,以译文晓畅而著称。可饶是如此,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:

此书作为“藏书票圣经”,文字只是内容之一,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,也是重要的面向。而就这个面向来说,中文版之逊于原版,真不可以道里计。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,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,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。单就开本而言,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,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,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,加上用纸一般、印刷品质不高,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笔者历来主张,对域外书籍,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,要么别染指,若要引进则宜贯彻“拿来主义”,力求保留原汁原味,否则意思就不大,此一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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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藏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编号页(No.43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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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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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

近一个世纪以来,中文世界对这本“圣经”的阅读,几乎可以写一本《〈藏书票之话〉受容史》。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:

我之知道藏书票,早在三十年代,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《藏书票与藏书印》的文章,可能是叶灵凤写的,一下子就吸引住我。此后,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,至今兴趣不减。(范用《书香处处》,294页)

叶文启蒙了范用,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,则源于斋藤昌三。确切地说,是斋藤和一本叫做《版艺术》的东洋版画杂志,“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”。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,让叶灵凤知道了“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《藏书票之话》,便写信向他去购买”:

他回了信,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,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,像搜集邮票一样,可以彼此交换所藏,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,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。我依照他的话做了,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。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,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“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”。(叶灵凤《藏书票与我》,载香港《新晚报》1962年9月13日)

据陈子善先生考证,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,“交换藏书票,承斋藤昌三馈赠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和《纸鱼繁昌记》各一册,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《书林清话》和《书林余话》,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”。叶文中提到的“爱好藏书票的组织”,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,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、输出日本藏书票,同时引进海外的藏书票,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。而在那之前,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,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,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,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。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,但在筹备阶段,因斋藤、丰仲二人不睦,无果而终。

1933年12月,叶灵凤在《现代》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《藏书票之话》,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,颇具启蒙之功。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,此文“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,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《藏书票之话》的影响”:

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、藏书票小史、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,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《藏书票之话》尤多,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。因此,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“圣经”的启发,恐不为过。

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。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,直到去世前一个月,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《纸鱼供养》。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(1936)5月出版的书话集,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,据陈子善先生调查,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——此乃题外话。就《藏书票之话》而言,先于叶灵凤,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。《鲁迅日记》1930年6月13日记载:“夜往内山书店买《蔵書票の話》一本,十元。”不过,鲁藏《藏书票之话》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,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(或曰改版本),无编号,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。

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。据学者周运在《知堂藏书聚散考》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、整理,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,如“1930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《变态崇拜史》”,还藏有《近代文藝筆禍史》(东京:崇文堂,大正十三年[1924]一月。扉页朱文方印:周作人)一书,并在《汉译〈古事记·神代卷〉引言》中引用过其内容。“1933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《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》(东京:粋古堂書店,昭和七年[1932]十一月),此书完全替代了《近代文藝筆禍史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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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书票之话》作者、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(摄于1953年4月25日)

而与鲁藏《藏书票之话》同样的版本,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:

357. 斋藤昌三,《蔵書票の話》,东京:书物展望社,昭和五年(1930)四月。扉页朱文方印:苦雨斋藏书印,羊皮书脊,书脊破损严重,黄色纸面,印五百部,有店标: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 本乡店。(周运《乘雁集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“六合丛书”,2021年11月版,550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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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合丛书·《乘雁集》,周运著,上海文艺社2021年11月版

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。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,《知堂藏书聚散考》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。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,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。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,于明治三十五年(1902)在本乡创立,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(1926),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“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”、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。不过,知堂所藏《藏书票之话》,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,尚不得而知。至于入手的时间,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,给我的回复是:

1941年2月9日:“得玉英堂寄书一册。”后列“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”。

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,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“接收各汉奸书籍案”的决议精神,“知堂藏书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”(周运语)。自此,这本“圣经”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,重新“浮出水面”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。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,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,约定由范公“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《藏书票之话》翻译完成”,吴先生答应“为他找人出版”。彼时,范公已经把手中的“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”“送去装修”,而那本“装修”过的初版本,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,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,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,“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”(陈子善语)。

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,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,“回程路过香港时,我一时心急,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(背革装,内容和初版本一样,但多了一款藏书票)”。在此需补叙一下,谁是黄俊东?陈子善先生在《藏书票之话》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:

香港书话家黄俊东,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,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,黄俊东得到了一部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,如获至宝,曾撰《藏书票之话》一文记其事。……虽仅千余言,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《藏书票之话》的文字。

不料,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,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,“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,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,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”。后吴先生对我说,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,一本还给书主,一本自己留用。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“初版本”,似有误,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,即“背革装”(真皮书脊)的“修订版”,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,无编号。

这基本就是这本“圣经”自出版后,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,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。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,从二周到黄俊东、吴兴文,所藏均为“修订版”,只有叶灵凤、范用保有初版本,且为同一本书。那么问题来了:《藏书票之话》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,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?在初版本的自序中,斋藤昌三写道:

《藏书票之话》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,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,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。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,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。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,去年(1928)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,只待印刷,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。惭愧的是,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、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。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、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。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,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。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。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,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。

文字不长,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。首先我们知道,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(1924)便已开始运作,可谓命途多舛。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——坂本和梅原,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。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,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。原文是说:起初,温故书店的坂本“抱着亏本的打算”接受了出版事宜,可最后还是撂了挑子。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,可想而知。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,是《文艺市场》杂志的主要发行商,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,不是别人,正是斋藤。《文艺市场》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,大正十四年(1925),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,素以选题猛、料足、尺度大而著称,销售虽然差强人意,却屡遭“发禁”(发行禁止)处分,前途堪忧。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,被打上“猥本出版狂”的标签,经济处罚不在话下,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,有时不得不躲到“东亚最自由的城市”上海去,在魔都的租界,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,大胆从事“知识生产”,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,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,被称为“我们的梅原”。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,当然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,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“最靠谱的发行商”,顺带着把自个的“私货”——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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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猥本出版狂”梅原北明(1901—1946),摄于1934年8月6日

不过,客观地说,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。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,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,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,入会者九十三名,出品一百零六幅。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,其后便每况愈下,会员数始终不过百。作为出版商,坂本担心《藏书票之话》没市场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加上《文艺市场》杂志连遭发禁,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。昭和二年(1927)9月,北明在编完《文艺市场》九、十月号合刊后,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“编辑部迁移通知”,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、酒井洁三人联署:

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,做满两年,感觉连敷衍都腻了。鉴于此,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——来到了“世界的浅草”、言论自由之都上海。

至此,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,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。不过法律上,出版社还在。在上海的租界区,北明编辑、出版了印度《爱经》(The Kamasutra),因系在沪刊行,全书无删节,无代字符(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×、△、○等符号替代),读起来如行云流水,畅快淋漓。但毋庸讳言,这同样是一本禁书。

翌年(1928)春,北明甫一回国,即遭拘捕,获释已是夏天。同年秋,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。斋藤在《我的坏蛋朋友北明》(轍悪の友北明)一文中回忆:

初秋的品川站。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,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。……他要去大矶,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。于是,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。

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,换了一拨人马,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。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,说如果有的话,他可以接过来,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《藏书票之话》的选题。对他来说,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,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,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,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。不承想,刚出了六七本,就轮到了拙著。六月,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,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,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,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,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。

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的“目次”后面,是限定版的编号页(“五百部限定出版”)。在那页上,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,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:共列了九种纸,多为洋纸,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。要知道,在昭和初年的日本,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,实行严格的管控。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,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。关于这一点,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。

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,印装之高标、上品也堪称现象级。四六倍版(日本制本规格,相当于十六开)开本,精装函套,纯小羊皮封面,手工压回纹,书名四色烫印,天金(即上书口烫金)。内文采用双色印刷,根据不同的纸张,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——活版、丝网、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。其中,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: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,印有绿丝栏边框,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,翻阅时,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,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。

斋藤作为“书痴”,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,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,而不是别人,便一百个放心,稿本和图版脱手后,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,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。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,自以为万无一失,看到部分印成品后,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——拉丁文“藏书票”的拼写错误:“EXLIBRIS”写成了“EXLIBLIS”。立马改正,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——“EXLIBRIS”。错版的大部分,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“藏书票之话”(蔵書票の話)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,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,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“两张皮”,即使用手触摸,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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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误植后,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“藏书票之话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

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。说到误植的原因,也颇耐人寻味,可以说相当“日本”。斋藤本人通英文,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(《日本的藏书票》,明治书房,昭和十六年版),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(中退),本身就是翻译家,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。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,还是舶来的新事物;另一方面,日语的发音“R”“L”不分,听上去都像是“li”。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,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,刻意把“R”写成了“L”,结果反而弄巧成拙,也未可知——当然这是笔者的揣测。

就结果而言,经过及时的补救、止损,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,只是这样一来,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。于是,问题就来了:《藏书票之话》的初版,到底有几种版本?各印了多少部?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,因为到目前为止,各种史料相互抵牾,莫衷一是,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“事实”开始松动、游离,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。

对不同时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,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: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,二是五百部之中,又分成几个版本,分别印了多少部。前者俨然已成“共识”,而关于后者,却始终言人人殊,众口纷纭。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《藏书票之美》(『蔵書票の話』,小学館1998年12月版)一书中写道:“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,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,精美绝伦。”陈子善先生在“中文版序”中说:“初版限定五百部,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,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,编号出售。”不同的说法,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——客观上,“系铃人”同时也扮演了“始作俑者”的角色。

首先,在初版本的“五百部限定出版”页上,共有四项记述,第一项“明细”载:“十二部由私人分发,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”(——内译:十二部私的頒布、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)。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。可在初版自序中,斋藤又写道:“当然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,印数仅限五百部。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,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,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。费用也略高。”其中的“超特版”应该就是指“私人分发”的版本,但数量不是十二部,而是十部;所谓“特制版”即“豪华版”,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,而是四百九十部。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,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,他并无准谱,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“十一部”——此乃笔者的推测。

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。他在《游日记》一书中写道:

书中著者自序(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)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(指超特版十部,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——笔者注)。但标明“五百部限定出版”的一页则云:“十二部私的頒布、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”,该页署“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”。

但他认为,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,“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”。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,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,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,仍维持五百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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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(只印二十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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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书票之话》改版本(普及本),书屋展望社1930年版

关于这两处记述,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细节:这是两个人的记述,而不是一个人。出现在前面的自序(时间也在前),署名是“著者”,即斋藤昌三;出现在后面(时间也靠后)的“五百部限定出版”页上的记述,署名是“装帧并出版者”,即梅原北明。著者与出版人的记述出现于同一本书的同一版中,且内容不一致,十分罕见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,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说的那样,反映了“出版过程中”的“调整”,这我也说不好。但最后是否真做了“调整”,结果如何,且容后叙。

初版本中虽然提到了两个版本,但点到为止,并没有对超特版的详细介绍。关于那个神秘版本的具体情况,包括出版的缘起等,著者日后在其他场合,曾做过一个说明:

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《藏书票之话》(指初版本——笔者注),实际上出过三种。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装本,因书脊文字“EX LIBRIS”中出现了误植,结果用日文题字贴上——此种占大多数。其次是橄榄色全揉纹皮本,出了二十部。以上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。

当时我手头的外国藏书票,有些是出版检查时很难过关的货色。自揣“不合时宜”,差不多有二十来枚,并没有用于上述两种限定版中。可攥在手里白白葬送掉亦觉可惜,遂制作了十部增补版。增补版清一色用纯白全仔牛皮装,仅皮革材料费一册也要八元。这算是特制版,单价二十元。印好后的书被便衣敛走一册,著者自留第一号,流通于世者应有八册。我可以断言:见诸古书目录上的所谓“特制版”,其实是上制版,而真正的特制版,实际上并未上古书目。

这篇《藏书票私言》写于昭和八年(1933)9月16日,收录于同年12月出版的《闲版书国巡礼记》一书中,距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付梓已逾四年。时过境迁,连内务省便衣警察顺手牵羊的事都可以公开,显然已无甚顾虑,其所云可信度应不低。由此,可确认三点:一是关于初版本印数,五百部的“共识”实难成立,准确的数据应该是五百一十部。二是撇开封面装帧的区别,单就内容本身来说,初版应包括两个版本,即“上制版”和“特制版”,或用著者自序中的表述,“特制版”和“超特版”——注意,前面的“特制版”不同于后面的“特制版”。为避免混淆,本文一律采用特制版和超特版的指称。二者内容不同:相比特制版,“超特版多粘贴藏书票页十五,印刷藏书票页八”,除此之外,在初版本“目次”之后,多了一个“超特版特别目录”,还“夹带十六页小册”(止庵语);价格亦不同:特制版十元,超特版二十元。

因初版本价格昂贵、印量少,加上彼时日本出版的纳本制度和版本图书馆不甚完善,以及某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理由(如出版人梅原北明的“猥本出版狂”的名声,及为规避针对他个人的一些特殊审查措施的风险等),九十三年来,此书一直笼罩在雾中。多数出版史、藏书票史的介绍都很笼统,浅尝辄止,人云亦云,不足为信。据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,只有斋藤昌三的两种传记——《斋藤昌三:书痴的肖像》(『書痴斎藤昌三と書物展望社』,八木福次著,平凡社2006年1月初版)和《书痴斋藤昌三与书物展望社》(『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』,川村伸秀著,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)对此做了一番相对比较深度的检证,但主要依据也只是斋藤其人的《藏书票私言》。倒是中国国内的一些藏家,不懈地关注版本研究的情况,并以自己的方式,在推动这种研究。布衣书局论坛上,有一个题为“《藏书票之话》版本小议”的帖子,是我所见识过的关于初版本的最翔实论证,尽管由于时间较早(2010年5月),未能涵盖最新信息,也不无讹误,但确是颇有价值的讨论。

藏书票的导入语图12

『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』、川村伸秀 著、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

如关于超特版到底出了十部,还是十二部的问题,帖子的作者玻璃电台认为,“有10部为特装本(即超特版——笔者注),是作者自存的非卖品。另490部为发卖品”,但“这其中还有2部亦为作者留存,未发卖实为12部”。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较比合理的推断,通过这样的推理,他把初版本中著者在自序中的表述(“十部”),与“装帧并出版者”在“五百部限定出版”页上的记述(“十二部”)给统一起来,似乎比止庵先生的“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”一说更自然,也显得更有说服力。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的表述——“初版限定五百部,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,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,编号出售”——也许曾受到此贴的影响。可问题是,原贴中所谓“作者自存的非卖品”的判断,似缺乏证据。因为,这十或十二部书,同样也是编了号的,而且有定价(二十元),并不是“非卖品”。接下来的问题是,包括作者自存本在内,初版本到底出过几种版本。对此,玻璃电台认为有三种:

其一,1—10号,为非卖品特装本。这个封面是什么样子?国内未有人提及,但日本继斋藤昌三之后最著名的藏书票研究家樋口直人教授在《藏书票之美》一书中提到过。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。这有点类似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的《乔叟作品集》了,在425部的限定本中,有48部白色猪皮的特装本。斋藤昌三是知道这部书史名作而效仿威廉·莫里斯,还是东西方的爱书家心有灵犀,就不得而知了。

其二,11—?号,为误植本。即陈子善先生访得的那本,赤褐色小羊皮装帧,封面饰有彩色花叶,烫金书名,书脊烫金印“EX LIBRIS”。

其三,?+1—500号,为改换本。墨绿色小羊皮装帧,封面压印一圈回纹花边及“EX LIBRIS”字样,棕色书脊,从上至下烫金印有书名、著者和出版社。

玻璃电台的考据颇有价值,同时也有相当的代表性,故有必要做一个总体回应。第一,关于编号。他的论证仍基于初版印数是五百部的“共识”,但我认为这种“共识”本身就值得商榷。斋藤在《藏书票私言》中写得很清楚,茶色基本款加上橄榄色的二十部,就是五百部的全部。后作为增补版,又做了十部纯白本,加起来共五百一十部。至于编号,我个人倾向于认为:前面两种是No.1—500,但具体哪个在前,哪个在后,是从某个编号起变换另一种颜色,还是两种颜色相互穿插,不得而知;纯白本是单独的编号,No.1—10。因此,玻璃电台根据不同的装帧及数量,对各版所占的编号区域的划分基本不成立。而且,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:既然已经把超特版的十部和十二部做了“统一”(统一为十二部),为何又在“其一”中,只划到十(1—10号)呢?

第二,关于纯白版。关于超特版的封面装帧材料,玻璃电台在“其一”中说,“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”,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番引申。我不知道“白色猪皮”说的由来,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,且影响颇大。作者曾提及樋口直人在《藏书票之美》一书中对超特版的描述,可樋口只是说“白皮装帧”,而不是“白色猪皮”;而关于那个版本的印数,樋口说的是“十一部”,而不是“十部”。(『蔵書票の話』,小学館1998年12月版,202页)

藏书票的导入语图13

樋口直人《藏书票之美》(『蔵書票の話』、小学館1998年12月版)

第三,装帧的种类。玻璃电台认为,五百部初版本中,包括超特版,共有三种装帧。而据笔者考证,五百一十部初版本中,至少有五种装帧。除超特版(十部)和墨绿色全小羊皮装封面(即橄榄色全揉纹皮,二十部)之外,因书脊文字的误植,便多出了三种装帧:1、误植版“EX LIBLIS”本;2、发现误植后,用苏峰题写“藏书票之话”(蔵書票の話)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(用这种方式补救了大部分误植版,但不是全部);3、误植改正后的“EX LIBRIS”本。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函套,套脊也分两种:“藏书票之话”(蔵書票の話)版和无字版。而哪种函套配哪个版本的书,应是随机的,并无定规。

由此可见,初版本的装帧种类和印数问题,真是一笔糊涂账,我估计连斋藤自己也没能彻底搞清,这恐怕也是多数出版史、藏书票史著作不愿深究,甚至绕着走的缘由。日本书票协会编纂的《日本藏书票》(日本の書票,海野弘/坂本一敏/クリフ・パーフィット共著、日本書票協会编,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)一书,是日本藏书票史的权威著作,在谈到《藏书票之话》时写道:

1929年,斋藤昌三的《藏书票之话》由文艺市场社刊行。四六倍版全小羊皮封装五百部限定本,美到不行,受此书启蒙的藏书票作家、爱(藏书)票家可谓多矣。翌年推出改版,改为菊版(日本制本规格,相当于大三十二开)背革本(书脊羊皮装)五百部,由书物展望社刊行。《藏书票之话》作为日本藏书票的启蒙书,至今仍为众多爱书者、爱票家所珍视。

基本是点到为止,语焉不详到信息不足的地步。不过,文中既提到了“改版”的话,倒不妨稍加展开。

藏书票的导入语图14

『日本の書票』、海野弘/坂本一敏/クリフ・パーフィット共著、日本書票協会編、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

所谓“改版”,即再版。斋藤在初版的自序中,“对梅原北明先生自我牺牲般的出版热情表示衷心感谢,并祝他身体健康”,其实并不全是客套。首先,梅原确实是带病工作;其次,初版本的付梓,也确实是作为“赤字项目”强弩的结果。可意外的是,初版本竟卖得出奇的好,不菲的材料成本很快回收,只差印装工本费有待填补,但已然不是大问题。斋藤觉得既然初版如此走俏,何妨再版?便说服梅原,得蒙后者慨允。于是,昭和五年(1930)4月,改版增补本刊行。因初版时的文艺市场社已倒闭,改版本由书物展望社出版。

然而,彼时已是“满洲事变”(即“九·一八”事变)的前一年,战色愈浓,纸张作为战略物资,实行严格管控。故改版已不复初版时的“任性”:十六开本变成三十二开,双色印刷改为单色印刷,从全羊皮揉纹精装到真皮书脊荷兰板精装,从限定五百部全编号本到五百部无编号本,“无论用纸还是装帧都不及初版本”(陈子善语)。可虽说如此,日本独有的木版藏票选用藤浪吟庄翁刻本,且有所增补,印刷工艺更加考究、函套更富于设计感等,改版本仍可谓品位独逸,“趣味别具”,如用斋藤自己的话说:“倘若单就木版藏票来说,改版的品质远优于初版……所以,若是将木版内容前后两版对调一下的话,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。”(《闲版 书国巡礼记》,154—155页)

藏书票的导入语图15

斋藤昌三《闲版 书国巡礼记》,平凡社·东洋文库1998年8月版

改版本甫一推出,好评如潮,没几天便热销三百部,连上海的内山书店都来函邮购。斋藤也很仗义,作为著者,替出版人负担了部分印装费欠款,梅原却再次病倒。可偏偏这个时候,又出事了:百余部图书在制本屋装订,装好的成书暂时由制本屋代管。不承想,因隔壁失火,制本屋遭池鱼之殃——救火时,代管的图书被水泡了。这是一个事故,但火灾属于不可抗力,出版方只好自认倒霉。可过了些日子,出版社的人偶然注意到,附近的古书店惊现《藏书票之话》,且每次上货都有五到十部,上了不下三次。细看那些书,发觉是水渍本,损坏程度不一,但显然都经过了修复。出版社这才意识到,是被制本屋杀了熟。后报案,牟利者虽进了局子,但也只是被教育了一通,就给放了。为维护正版购买者的权益,斋藤以出版人的名义在《书物展望》杂志上刊登启示,郑重声明古书店所廉价兜售的版本为“不正品”。如此珍本在一年之内,先后两版幺蛾子迭出,既令人唏嘘,客观上也强化了“传奇之书”的色彩。

出于印量、价格、地理、战乱等原因,这本“传奇之书”的大陆藏家极其有限。上文中说到二周生前均入手过无编号改版本,现分别藏于北京鲁博和国图。黄俊东初藏改版本被吴兴文先生不慎丢失,后由吴先生从东京重购一本“完璧归赵”,吴先生自己也入藏一部相同版本。叶灵凤三十年代受赠于斋藤昌三、后流转到范用先生手中的初版本,现藏于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。据说那一本是“墨绿色羊皮装”(吴兴文语),如果吴先生的记述没问题的话,那本应该就是斋藤本人所说的“橄榄色全揉纹皮本”,只印了二十部,是初版本中相当珍贵的一册,惜编号未详;玻璃电台说“这种寒斋亦藏有一册,编号463”——关于此版本,我只知道这两位藏家。1997年,陈子善先生入藏了一部初版本,编号113,据玻璃电台说,系“赤褐色小羊皮装帧……书脊烫金印‘EX LIBLIS’”。据此可推断,陈先生所藏应为斋藤所说的茶色基本款中,发现误植后书脊题名的改正版。同样的基本款,谢其章先生也藏有一部,系止庵先生在日本旅游时为其代买,编号为485。笔者自己亦入藏一部茶色基本款,书脊为误植版,后用德富苏峰挥毫“藏书票之话”(蔵書票の話)加方框烫金羊皮印条手工贴付,编号为431。据止庵先生在《游日记》中透露,2016年9月,他从本乡森井书店购得一部白皮超特版,编号为8,是我所知此版本唯一的藏家。鉴于当初此版出炉后,著者(斋藤昌三)自留一本(1号),被便衣警察敛走一本,也许还给了出版人(梅原北明)一本,实际流通的只有七部,其版本价值已无需多言。

九十三年来,《藏书票之话》作为经典案例,不断被各种出版史、藏书票史和书籍装帧史议论,但多流于泛泛而谈,有价值的持论其实不多。据笔者有限的关注,陈子善先生的中文版序言(后以《藏书票,书斋长物》为题发表于《文艺报》2021年10月13日号)是最为翔实、靠谱的文字,论及此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,其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和影响,包括对斋藤昌三其人其学的介绍等方方面面,笔者受益良多,已毋需赘言。兹就陈先生论评中未涉及之处略补充一二,以使中国读者更立体、详尽地了解这本出版史上卓尔不群的名作:

笔者所持茶色基本款的环衬后面,有扉页二页。扉三页印有斋藤昌三私人藏书票,其右页(扉二页的背面)有毛笔题写的识语:“本书为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。”(本書は蔵書票文献三部作の中、第二部に当るものである。)落款为“著者少雨叟しるす”。“しるす”(即中文的“记”)的旁边,盖有一方朱文印:赏雨草屋。应是少雨庄(少雨叟斋藤的书斋号)的一方闲章。因扉页的特种纸张厚实、不反光,且本文亦系双色印刷,识语究竟是斋藤在印后题写的,还是印上去的,笔者暂时无从判断。

藏书票的导入语图16

《藏书票之话》初版本中著者题识语(扉二页)和少雨叟私家藏书票(扉三页)

从识语中“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”的话来看,斋藤似乎有一个类似三部曲的架构,准备一弹接一弹,依次推出,但其实《藏书票之话》是第一弹,也是日本藏书票史上的破天荒之作。“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”云云显然是指他自己写作的顺序,而非作品的出版时间。因为除了《藏书票之话》和英文本《日本的藏书票》之外,其另外两部藏书票著作——《日本的古藏票》(日本の古蔵票)和《日本好色藏票史》的出版,已是战后的事了:前者,于昭和二十一年(1946)由书物展望社出版;后者于昭和二十二年(1947),由青园庄付梓。

识语的后一页,是硕儒、大藏书家德富苏峰的题字:“丈夫拥书万卷,何假南面百城。”落款为“苏峰陈人”,下面是两方名章。语出自《魏书·李谧传》,意为人若坐拥书城,何需靠做百城之官来自证?透着读书人的文化自信,应该也是少雨叟其人的写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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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书票之话》中卷头之德富苏峰的题字:“丈夫拥书万卷,何假南面百城。”

责任编辑:彭珊珊

校对:栾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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